淺究勞動力市場農民工制度性歧視形成過程
制度性歧視是由于體制轉軌、制度不銜接而引起的歧視。由于歧視具有廣泛性，所以歧視表現出來的排斥性是通過正式制度的方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方式來實現的。
摘要：本文以代表性農民家庭為基本研究對象，結合模型分析，從農民工進入勞動力市場動機分析入手，從經濟學角度剖析制度性歧視下企業(yè)雇主雇用決策機制的過程，然后從制度層面分析制度性歧視產生及存在的原因，就如何構建我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公平合理的用工制度，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科學的政策參考。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制度性歧視;社會制度;農民工
社會轉型背景下，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呈現新特征，對公共資源分配、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基礎社會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務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農民工問題在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體現出來。造成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有的相關制度安排并沒有將社會發(fā)展的新需求和農民發(fā)展需求考慮進來，進而導致了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制度性歧視往往在社會層面上限制了農民工群體應享有的社會福利，造成資源和機會在群體間分配的不平等。勞動力市場農民工制度性歧視現象的背后，是農村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兩股力量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角力。
一、農民工進入勞動力市場動機分析
家庭是農村小農經濟的基本單位。自然經濟條件下，農村家庭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來自于滿足家庭成員消費需求，主要實現手段則是恰當地協調和組織家庭勞動力勞作。“農民勞動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驅使而從事勞作，并隨著這種需求壓力的增加而開發(fā)更大的生產能力。自我開發(fā)的程度極大的取決于勞動者承受的來自于家庭消費的壓力有多大”，農民勞動自我開發(fā)的程度靠需求滿足程度和勞動艱苦程度之間的某種關系來確定。因此，農民家庭產值有一個自然的限度，它由家庭全年勞動強度和家庭需求滿足程度之間的均衡關系來確定。
在不存在儲蓄和預支下期收入情況下，代表性家庭均衡收支核算必然滿足
C=Nc=Ya+Yb(1)
其中，C為家庭年總消費，N為代表性農村家庭規(guī)模，c為家庭年人均消費;Ya為家庭年農業(yè)生產收入，Yb為家庭年非農收入(包括手工業(yè)、商業(yè)和務工收入)。
與恰亞洛夫筆下的俄羅斯家庭農場不同，我國農村實行土地家庭責任制，農村家庭不存在擴展土地面積的可能。短期內，土地耕種面積和農業(yè)生產水平均不會發(fā)生太大變化，因而，可將家庭農業(yè)收入Ya看作確定值Ya。當農業(yè)生產收入Ya不能滿足家庭年總消費C時，家庭便產生進一步開發(fā)家庭勞動力的動力，去尋求勞動力新的出路，取得非農收入Yb已達成收入平衡。存在：
Yb=Nc-Ya=n1y1=n1a1t1w1 (2)
為方便問題分析，本文家庭非農收入全部來自務工所得。上式中，n1為家庭外出務工人口數。假定家庭總勞動人口數為n，則有n1
y1=a1t1w1 (3)
以及w1=(4)
(3)式、(4)式說明，家庭規(guī)模的擴大以及人均消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務工人口取得更高的務工收入。短期內勞動生產率一定時，務工人員要提高收入有兩種途徑：一是選擇工資水平更高的工作崗位;二是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
若農村家庭核算中尚未達到基本均衡，未被滿足的需求依然相當突出，那么農村家庭便有強烈的刺激去擴大其工作量，去尋求勞動力的出路，哪怕是去接受低水平的勞動報酬。“出于無奈”，農民會去干看起來最不利的工作。但是，作為一個有機體，勞動者所能維持的體能消耗是有限度的，超出勞動力開發(fā)程度的勞作都會成為家庭的額外負擔;因為在家庭規(guī)模不變情況下，超出家庭勞動力自我開發(fā)程度的勞動強度的進一步增強是家庭所不能接受的。假定tmax勞動者外出務工的體能極限時間，則農民工外出務工所能接受的最低單位勞動報酬為wmin。一般來說，這一工資水平是極低的，因為農民家庭內在基本經濟均衡條件使得農村勞動力能夠接受很低的單位勞動報酬。
圖1中，橫軸表示務工人口外出務工年工作時長，縱軸表示家庭消費或工資收入。曲線Yb為家庭務工收入曲線(辛勞程度曲線)：曲線斜率反映工資率，斜率越小，曲線越平緩，工資率水平也就越低――即：為了滿足一定的家庭消費水平，需要付出更高的辛勞。C曲線為家庭消費曲線(需求滿則曲線)。在務工工資率w0下，要滿足家庭初始消費水平C，務工人需要勞作t0單位的時間。當家庭因某些原因，比如家庭新增了純消費人口或者某個成員教育、醫(yī)療費用增加，使得家庭整體消費水平升高至C’。那么，為了維持新的消費水平，務工人需要取得更高的工資收入，可行途徑有三種：(1)增加勞動強度：通過延長工作時間至t1以取得更高的工資收入w1，實際生活中較常見的有同時兼職幾份工;(2)增加家庭務工人口數量，分擔家庭負擔：這樣，可以在人均勞作時間不變的情況下使家庭務工總收入達到w2，當某家庭突遭變故時孩子輟學外出務工從純消費者變?yōu)槭杖霋甑谜撸銓俅朔N情況。此圖表還可解釋，在家庭規(guī)模N較大或家庭純消費人口(無勞動能力的老人，小孩，學生)比重(N-n)/N較大的家庭中，家庭務工人口往往會盡量延長在外務工時間，且會傾向于選擇勞動強度較大、更為艱苦的工作以保證足夠的掙得維持家庭生活水平。
為了滿足家庭消費需求，農民家庭總是迫不及待地通過手工業(yè)或者外出務工掙得收入以彌補農業(yè)收入的不足。然而，從國家統計局數據網站的農村消費水平相關數據可知，大部分農村家庭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因為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往往并不能取得預期收入和合理的福利待遇且大多數農民工普遍反映受歧視感強烈。國內外以農民工為對象的多項研究已經注意到了農民工權益在制度性安排下所遭遇到的歧視現象，在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內均有了卓有成效的探討。下一節(jié)中，本文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制度性歧視影響下雇主招聘員工時的決策機制。
二、制度性歧視下雇主雇傭決策機制
1、基本假定
在理論分析展開之前，有必要抽象出具體現象隱含的一般規(guī)定性，制度性歧視現象中應遵循以下規(guī)定：(1)企業(yè)雇主雇用的員工包括農民工和城鎮(zhèn)職工兩類。兩類員工在相同的崗位上勞動力生產率相同，對雇主而言具有相互可替代性;(2)地方政府對在用工數量、用工形式、用工辦法上對企業(yè)雇主做出強制規(guī)制，且企業(yè)雇主無權抵制;(3)企業(yè)雇主追求利潤最大化。
2、無制度性歧視的勞動力市場均衡
在勞動力市場無政府用工規(guī)制時，相同勞動生產率的城鄉(xiāng)職工對雇主而言并無差異，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雇主愿意為他們支付同等工資水平，如圖2。
圖2中，縱軸表示工資率水平，橫軸表示雇用勞動時間。曲線D為雇主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曲線C為兩類職工的總供給曲線。在無制度性歧視下和城鄉(xiāng)勞動力同質下，企業(yè)會在w0工資水平下雇用t0單位的勞動力。
3、制度性歧視下的勞動力市場
為保證當地居民的充分就業(yè)率和一定水平的福利待遇，政府在城鎮(zhèn)職工雇用數量、最低工資以及用工方式方面對企業(yè)雇主用工做出規(guī)制，外來農民工則不在務工地政府管轄范圍內。因此，勞動力市場中城鄉(xiāng)職工分化出了不同的供給曲線，如圖3。
最低工資制度下，城鎮(zhèn)職工勞動力供給曲線為S1。當政府嚴格限制農民工進入時，此勞動力市場中只存在城鎮(zhèn)工。此時，企業(yè)雇主需要在w1工資水平下才能購買到t1單位的城鎮(zhèn)職工勞動時間。農民工的進入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總供給曲線S0更加平緩。此時，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工資水平降至w0，勞動力成本的降低讓企業(yè)有動力擴張規(guī)模，勞動力均衡需求增至t0。然而，w0工資水平下城鎮(zhèn)職工只愿意提供t1單位的勞動量�？梢�，此勞動力市場中，農民工對城鎮(zhèn)工產生了一定替代效應。
于是，為保證當地城鎮(zhèn)職工的就業(yè)率，政府在數量上對外來農民工進行限制。農民工供給數量減少，供給曲線左移至S2，總供給曲線隨之左移至S'0。這樣，均衡工資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變?yōu)閣'0。均衡工資上升至w'0，城鎮(zhèn)職工勞動力供給數量由t'1增至t''1，農民工數量則降至t''2;政府政策取得成效。作為制度的遵循者，企業(yè)在支付了更高的工資率后勞動力需求數量降至t'0。因此，限制性制度在提高城鎮(zhèn)職工就業(yè)率的同時，也造成了部分社會福利損失。
實際生活中，城鎮(zhèn)職工與農民工并存的勞動場所多為二級勞動力市場中較優(yōu)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特點是勞動者只需具備初級技能即可，而且所需技能大多只需簡單的在職培訓和“干中學”即可獲得，比如服務業(yè)、制造業(yè)中的大型企業(yè)等。
那么，沒能進入此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去了哪里呢?圖3中，尚有部分城鎮(zhèn)職工愿意接受均衡工資水平w0。由于可以享受一系列社會福利保障，當均衡工資水平低至一定程度時，城鎮(zhèn)職工便退出勞動力市場，寧愿選擇領取失業(yè)補助，如圖4。
由于均衡工資水平w2低于城鎮(zhèn)職工最低工資線，城鎮(zhèn)職工全部退出此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來講，只要高于wmin便可欣然接受，因此在w2下農民工愿意提供t2單位時間的勞動力。這樣，這種低端勞動力市場便成為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集聚地，比如一線建筑工地、環(huán)衛(wèi)崗位等“臟苦累險”崗位。表面看來，低端勞動力市場中無制度性歧視的存在，殊不知這正是最大的制度性歧視。
三、制度性歧視原因分析
1、政府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偏頗
當前制度下，衡量各級政府業(yè)績的主要標準還是經濟指標，這就造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各級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最基本考慮。地方政府一味地盲目追求高經濟增長指標，公共政策制定過多地傾向于經濟增長而忽視了人自身的發(fā)展。比如上文中分析到的限制外來人口進城以保證當地城鎮(zhèn)居民的就業(yè)率相關政策，短期內雖可取得一定效果，然而，由于違反市場經濟規(guī)律下的企業(yè)生產要素最優(yōu)配置標準，長期內卻將造成社會福利損失。
2、社會制度變化滯后于社會發(fā)展變化
改革開放后，農村小農經濟受商品經濟的影響，農業(yè)生產環(huán)節(jié)逐步被市場化，小農生產下的某些生產內容被分離出來，從種子到收購都受到市場經濟的牽制。小農生產者依據廠商的收購標準制定自己的生產組織計劃、改進技術等等，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場經濟中來。同時，家庭消費也在此過程中因逐漸市場化而不斷提高。這一切都對農民家庭進一步開發(fā)勞動力提出了要求，農民迫切需要尋求非農崗位獲得額外收入補貼家用。
只是，由于相關基礎性社會制度安排、公共服務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農民工的大量涌入將社會制度安排問題和矛盾更加凸顯出來。同時，勞動力市場仍受計劃經濟思路的影響，企業(yè)引進人才的參照標準是行政級別上的制度性標準，而非市場經濟標準，企業(yè)并無真正的用工自由權。
3、政府制度管制“缺位”，覆蓋面窄
在農村教育和投資方面，政府對農村教育培訓投資上的相對缺位最終造成了城鄉(xiāng)勞動力間的人力資本差異。在勞動者申請進入勞動力市場時，雇主通常借助文憑、職業(yè)資格證書、培訓情況和工作年限與經驗等標準對勞動力商品質量進行識別。也正是這些標準，使原本是后驗商品的勞動力變?yōu)橄闰炆唐�。教育培訓資源的匱乏將大多數農民工排斥在較優(yōu)的勞動力市場外。
進入勞動力市場后，政府管制的“缺位”將農民工置于“無人管”的處境，降低了農民工的議價能力。企業(yè)雇主伺機通過降低農民工勞動薪酬和社會福利保障降低就業(yè)保障和勞動條件保障減少自身勞動力成本，追求更高的利潤率。
在退出勞動力市場時，政府的“缺位”使農民工享受不到相關失業(yè)救濟和補助，只能被迫去往更低端的勞動力市場甚至直接返回鄉(xiāng)村。從社會角度來講，無疑造成勞動力商品的浪費，社會福利損失進一步增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制度歧視下，短期內政府政策取得成效，然而限制性制度在提高城鎮(zhèn)職工就業(yè)率的同時，企業(yè)由于支付了更高的工資率后降低勞動力需求數量，影響企業(yè)規(guī)模的正常擴大，長期內將造成社會福利損失。此外，低工資抑制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農民家庭消費水平滿足程度降低，農民“自我剝削”到一定限度后，只好盡量壓低家庭生活消費和減少必要的教育培訓甚至健康投資，造成農村地區(qū)低人力資本的惡性循環(huán)。因此，提高農民家庭滿足自身消費需求的能力，進而提高家庭外出務工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是減少農民工制度性歧視的關鍵所在。
第一，提高農村農業(yè)生產水平，增加家庭涉農收入，緩解農民“自我剝削”程度。農業(yè)不僅是國之根本，也是農村根本，更是農村家庭之本。當前階段，由于農業(yè)生產活動的低附加值，農民紛紛外出務工，棄耕現象層出不窮。然而，由于大多數農民工技能水平偏低，再加上社會保障的缺乏，在城市中取得滿意生活水平概率較低。通過開發(fā)農業(yè)資源，真正轉變農業(yè)發(fā)展方式;以消費者為導向調整農業(yè)生產結構;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推進多種形式的適度規(guī)模經營，增加農民涉農收入種類。農業(yè)收入的增加，一來可以減少盲目進城務工人員數量，支援新農村建設;二來可以減少城市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給，相對增加農民工的“談判”能力。
第二，承認農民工人力資本價值，提高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保證農民工自由就業(yè)權利。勞動生產率水平有高低，但職業(yè)不分貴賤，任何崗位都是社會生產的一部分，缺一不可。要充分認可農民工人力資本價值，尊重農民工勞動成果，增強農民工在城務工的自信力。
同時，由于人力資本水平不僅決定農民工務工收入，還影響著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思想意識。因此要加強對農村地區(qū)的基礎教育力度，從根本上縮小城鄉(xiāng)居民人力資本差距;注重對農民工生產技能的培訓，可以采取政府培訓、企業(yè)培訓、市場培訓等方式幫助農民工承擔部分培訓成本，增加農民工進行自我培訓的動力。確保農民工充分參與社會發(fā)展過程并平等分享社會發(fā)展成果。
第三，糾正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加快社會制度改革步伐，尊重社會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當前，符合社會發(fā)展節(jié)拍的社會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體系尚未真正建立，農民工相關問題普遍存在“兩不管”的尷尬境地。輸入地政府要轉變思想觀念和管理方式，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對象范圍內，統籌考慮長期在城市就業(yè)、生活和居住的農民工對公共服務的需要，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逐步健全覆蓋農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農民工創(chuàng)造良好的支持性環(huán)境。
尊重社會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借助市場機制作用提高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樣才能在全國范圍內最大程度的優(yōu)化人口分布和人口結構，進而提高各區(qū)域的綜合競爭力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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